发布人： 华金皛         发布日期: 2012年09月28日 00:00    浏览次数:

主讲人：顾焕章

2009年4月9日晚7：00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农业是文化的源头，人类文化的发展及演变与农业密不可分。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农业依然在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主导的国家。可以说，农业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家，这一特性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农业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软实力之争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这一前提下，探讨农业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且有深远意义的。

一、农业和文化起源

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形态，农业在文化的起源中具有首要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何谓文化，人们却没有一以贯之的固定认识。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迄今人们也没有停止对它的探讨和研究。但无论如何界定文化，从起源上看，文化一词的产生是和农业直接相关的。汉语文化一词来源于《周易》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说明，文化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活动及成果。从西方文化一词的起源看，英语culture或德语kultur，均起始于希腊文cultura，意为对土地的耕作与对植物的培育。可以说，人类对文化的理解开始于农业的出现及其重要地位。这也可以从四大文明古国都位于大河流域的共有特性得到佐证。

四大文明古国都出现于大河流域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这和大河流域的独特自然条件有关。无论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恒河流域还是黄河流域都有充足的阳光照射，气候湿润，且地势比较平坦，易于人类居住。除了这一原因外，最主要的还是这些地区由于河水定期泛滥的缘故，具备了发展农业的天然条件，即充分的水源及丰富的土壤。这些地区农业的发达保证了人们具有稳定的食物来源，这有利于人们的定居及社会的进步。从根本上讲，农业造就了人类文明的产生。关于中国文化的起源，冯天瑜曾指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在古代曾经是林茂草肥、自然生态良好的地域，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了文明的根基。”可以说，人类总是选择那些生活便利，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居住，大河流域恰恰满足了这一点。毫不夸张地说，文化的发生和地域有着密切相联，文明根基于农业。

文化的内核是抽象的，是作为理念存在的，可它并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其具体表现形态和人们生活的息息相关。比如，音乐、自然科学知识等最早的文明形态都是由农业产生的。

从音乐的起源来看，学者们一般认为它从原始的人类狩猎业和渔业等集体协作劳动中的号子、节奏产生。进入农业文明后，音乐形式更是打上了“农业生活”的烙印，具体说来，就是音乐具有地域文化特性。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古代的秦声、越唱、赵曲等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农业文明时期的自为存在的地域特点。就是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广东音乐、苏州评弹等也无不和地域文化特性密切相关。这一切都说明，音乐与特定的人类经济活动相关，农业文明推进了音乐的发展并带上了强烈的农业色彩，即使现代音乐在技术的运用上登峰造极，但在音乐的主题和实质上也无法完全消除农业文明的印记。就自然科学知识而言，人们的种植知识和畜牧知识直接和农业相关。农业表现出的一个特征是对自然的依赖性，因而一直以来，人对自然既畏惧又崇拜，直接表现为对自然的敬畏、崇拜、眷恋与歌颂，进而产生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愿望，对自然的适应与改造是农业科学的直接起源，也是促进农业科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人们的天文、历法知识也直接来自农业的需求。除此之外，工具的发明与创造，也是早期人类现实生活诉求的结果，并在农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国学者雅克布  ·布洛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曾高度评价犁的发明在农业社会中的作用，他说：“我们把犁看作是开垦土地的楔子。而楔子本身也是一件重要的早期机械发明：它是掘起土壤的杠杆，也是一项杠杆原理最初的应用成果。很久以后，阿基米德在向希腊人解释杠杆原理时说，只要有一个杠杆的支点，他就可以移动地球。”

数学知识的产生也和农业直接有关。李约瑟普曾以中国古代算术代表作《九章算术》为例指出此点，他说：“《九章算术》是数学知识的光辉集成，它支配着计算人员一千多年的实践。但是，从它的根源上来看，它与官僚政府组织有密切关系，并且专门致力于统治官员们要解决的问题，土地的丈量、谷仓的容积、堤坝和河渠的修建，税收、兑换率——这些似乎都是最重要的实际问题。为‘数学而数学’的场合极少。”从中可见，早期的数学功用是为了解决人们在农业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

人们的天文、历法知识也直接来自农业的需求。《尚书·尧典》就记载尧曾组织人员观察四方天象，以编制历法，确定季节，去指导农业生产。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人们对日食、流星雨、哈雷彗星等的记载无不和农业直接相关。西汉时出现的浑仪和浑象、东汉时期张衡“浑天仪”等在表明中国古代科学家的高度智慧同时，也说明天文、历法知识是具有针对性的，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宗教祭祀活动起源也与农业活动有关。在古代社会，农业是社会之本。因而，古代人们对农业的重视，很自然地通过种种祭祀仪式表现出来。例如，中国的汉族的生活是以农耕为基础的，每年在春播秋收时都要祭拜土地，以祈求农作物的丰收。李锦山曾指出：“礼仪体系的核心内容是郊天地、祭祖先、祀百神，而这一切宗教内蕴都具有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鲜明的文化特征。”这份论断无疑是切合实际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说，无论从文化的发源地，还是从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都和农业脱不开关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是朝夕而就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农业文明的发展不但成为文化生生不息的不竭之源，而且还使文化显现出农业的特征。

二、农业和传统文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文化是农业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别。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这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深远所在。农业和文化互为依托，彼此促进。就农业经济一般属性而言，它不同的特点造成了文化的不同表现。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业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过程特性，使传统文化呈现出对自然的依赖与崇拜。与工业生产方式明显不同的是，农业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强。这导致人们认真观察自然，通过对自然现象的探索总结自然规律，并对农业生产加以指导，在实践中不断验证认识，并反过来继续推动对自然的研究，最终产生了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环境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也加剧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如古人对天、地、日、月、社、稷等神的崇拜与祭祀无不与农耕密不可分。第二，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在工业生产中，只要具备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生产要素就可以，但在农业生产中，土地却是占据绝对地位的生产要素。土地具有不可移动性、不可替代性、不可磨灭性特征，这些特征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态，比如我国的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等。同时，它对哲学、文学等文化形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哲学上，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实际上是围绕着土地进行的，因为土地是联系自然和人的中介。在文学作品中，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这主要和历史上国与国之间对土地争夺的社会现实有关。第三，农产品的特殊性决定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从狭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结晶。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产物的成果。其实，人类的精神成果是建立在物质成果的基础之上的，离开衣食住行，人类的一切梦想都成为空谈。农产品所提供的一切成为人类活动的基础。只有当农业生产有了剩余之后，社会才会出现分工，如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大分工。可以说，农业的成就决定着社会文化的走向。

农业经济虽具有一般特性，但在不同的区域也具有特殊性。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直至今天，“三农”问题依然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二者具有天然的联系。

首先，中国农业是一种家庭经济，这种经济形式使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齐家治国、重义轻利的特点。由于中国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所以单个家庭就负有生育、生产、自我教化等多项功能。因此，家庭观念被特别看重，进而通过家庭关系的处理上升为国家治理的理想。这种理念具有强调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特征，并具有强烈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神就是对这一特性最好的注释。

《礼记》中也说：“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生产的历史一样悠久。历史上许多文化形态都已中断或者彻底消亡，惟有中国传统文化历久弥新，这与中国农业的家庭经济特性是分不开的。究其原因，家庭经济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和土地捆绑在一起，这就逐步建立起一种以“家”为本位的宗法制度，这种家庭伦理规范扩展到全社会，就成为一种家国一体的政治制度，三纲五常里的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从实质上讲是一样的，君臣就是父子的另一种转换与表述。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国以农业立国，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原来家族团体一方面是血统的结合，一方面又是经济的结合。……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结构。”由此可以判断，历来统治者为了维持其统治，鼓励和支持并宣传封建伦理学说，其实从根本上维持的是封建土地制度。

第二，中国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保守性。小农经济是一种分散的、个体的、保守的经济形式，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体现在经济上就是农业社会的稳定性，文化上就是保守的心态，体现在国家政策性就具有一定的“闭关自守”性。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欧黑色中世纪的宗教统治时代，而往往是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儒家思想来自于农耕文化，农业社会从来未曾改变，儒家思想也仍然稳如泰山。中国社会还有一个特殊现象，从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到太平天国，总是以一个皇帝代替另一个皇帝，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也是农业社会的稳定性导致的。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社会，农业社会没有改变，作为大家长的皇帝地位自然也不会发生变化。

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和分散性，使农民的生活长期固守在一定的区域内，并世代相传，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点保守和狭隘的因素。《柳宗元集》第二十四卷中“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就是描述的人们的封闭心理。土地具有不可夸大性，引发人对土地的持续争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矛盾不断激化，最后表现为争疆土而进行的战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也体现了国人保守和狭隘的文化因子。汉文帝有诏书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持之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这是明显的一种对商业的排斥态度。这一政策最终演化成明清时代的“闭关锁国”政策，其后果是近代中国的落后与挨打。比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近代中国的落后也和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关。

第三，中国传统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这就决定在文化上具有排外性、封闭性、观念保守、易满足、缺乏进取、反对变革的特征。自然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缺乏市场意识，在文化上就强调自力更生，基本不需要进行交换，和市场化背道而驰，从而直接导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商品化程度很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写道“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出，生活在自然经济体系下的人们缺乏商品意识，和市场化、产业化道路背道而驰。由传统经济导致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种典型的“自娱自乐”，完全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可以想见，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一方面导致社会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导致变革的延迟性和缓慢性。四大发明诞生于中国，而工业革命却出现在西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尊重科学技术，缺乏真正的积极进取精神。

第四，中国农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经济，这就决定在文化上注重劳动力的投入，而忽视对知识的投入。中国传统农业的土地单位产量很高，这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是分不开的。这一经验的推广，就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是从对知识、技术的投入入手，因此也未完成农业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中国农业的这一特征体现在文化上还表现为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与劳动力的多寡直接相关的。

千百年来，文化对农业与社会的发展无疑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愚公移山”为例，愚公的精神的确可歌可泣，然而愚公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愚”。所谓“愚”就是不作可行性研究，不尊重科学，而一味地盲目蛮干，这种“愚”在大寨人身上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或多或少都有体现。中国农民无疑是勤劳的，然而却很难说是智慧的。这并不是说缺乏学习的能力，而是长期的文化积淀，已经习惯了“接收主义”，习惯于动手但不习惯于动脑，集中表现为大寨等运动中的“脑体倒挂”现象。

“愚”之外，中国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忠”。建国以后一段时间，“愚忠”给中国的农业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到“大干快上”等等口号，由于盲目蛮干，无条件的服从，不尊重科学技术知识，强调人定胜天，不进行或少进行可行性研究，全民砸锅炼铁屡见不鲜，劳民伤财，同时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这其中，固然存在政治上的偏颇与失误，然而中国文化积淀中的“愚”、“忠”才是深刻的历史根源。

从以上分析可见，农业经济的特征直接决定了文化形态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深受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发展也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积极进取，同时又有消极、落后的方面，这些都是由农业经济的特殊性决定的，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

三、现代农业和当代文化

现代农业是与传统农业相对而言的，它具有新的特点，即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农业市场化、农业信息化。所谓农业现代化，是指农业生产方式突破了传统农业仅采取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采取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生产、加工、贸易一体化的过程。城乡一体化是传统城市、农村二元结构壁垒逐步打破，城市农村逐渐合为一体的过程。农业市场化是指农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的过程。农业信息化，指农业突破传统封闭、低效的局限性，利用信息手段生产和管理的过程。现代农业与现代文化的关系还进一步表现为文化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影响，共生共荣。显然，现代农业和当代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说，现代农业的核心价值并不仅在于科技手段的利用，而在于现代农业的文化创新。

由于农业现代化是在历史上产生，也是在历史上发展的概念，而人类对现代农业的认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所以很难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解释。

农业现代化作为一具体过程有其深刻的历史性。首先它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出现而开始的，没有工业革命就不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其次，农业现代化是产业结构变动规律与经济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广泛的、世界范围内农业发展变革过程的描述。尽管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式及侧重不同，但都是农业发展共同规律的不同表现。再次，农业现代化在不同的时代和发展时期，其内容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科学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由于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换的社会变迁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由于现代化的动力和源泉的变化而其内容和标准也必然有差别。

农业现代化的历史性和世界性，决定了其相对性和地域性，所谓相对性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和标准是各不相同的，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科学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地域性是指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和标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下也是存在着差异的。这主要是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差异性导致的。

制度创新是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它是理顺农业内部与环境之间进行有效的信息和能量交换的枢纽。在农业内部，要实现无序到有序的发展，必须有理性的制度作保证，确保利益主体利益的合理分配，以调动其参与积极性。在农业外部，由于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农民、农村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密切关系，因此，也必须有理性的制度来协调各业、各部门和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建立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实现资源要素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配置；其二是建立较为完善的政府干预制度，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波动性；其三是完善农业发展中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克服因土地使用权分散和规模效益低对农业现代化的消极影响。可见，在中国人多地少、农户分散承包经营和土地要素市场受到禁止的情况下，制度现代化是影响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在传统上，农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生产方式迥异，因而也就造成城乡文化的隔阂。然而，当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时，农业生产方式逐步让位于工业生产方式，旧的城乡文化界限已经变得逐渐模糊，在文化上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首先，生态农业文化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现代农业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即工业生产技术引入农业，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被机械生产所替代，农业生产出现了规模化。与传统农业生产力相比较，现代农业生产力被极大释放。但不可否认的是，与技术进步相伴随的是农业污染性可能也在提高。既避免和消除农业的大规模污染，同时又能保证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是现代农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依靠农业的文化创新才能完成。在人们探索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时，逐步达成共识，即农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一种生态文化观，这种观念是现代农业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生态农业文化观是一种新的文化理念。可以说，现代农业不仅追求经济效益，同时也追求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需要指出的是，生态农业文化观念虽然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但首先注重的是生态效益，也即，生态效益是优于其他两个效益的。

其次，和融的新型文化观逐步形成。现代农业造成了新的城乡关系，新型城乡关系应是城市和乡村构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充分发挥城、乡各自优势和作用，使城乡的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交流与组合，在空间上互为关系。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口走入农村。无论是何种情况，都会带来城乡观念的交融与碰撞。它的结果势必会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城市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农村的，或者说它既是城市的，又是农村的。这种新型文化观是一种和融的文化观，是伴随着城乡一体化始终的。这种和融的文化观是动态的，不断调整的，它的载体与传承者可以被称为“新市民”。“新市民”阶层是城乡一体化的产物，它的主体是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其身上体现的和融文化观顺应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将对当代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我国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参与城市建设的背景下，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总之，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势正如邹德秀所述“农业文化正在被工业文化所取代，而工业文化的发展本身也显露出它的不合理性，它像农业文化一样．在历史上发挥了作用，但最终将被更为合理的新文化形态所代替，这就是未来的工农业综合文化。”可以说，现代文化是一种趋同的文化，即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经过长期的交融与摩擦，会最终取得共识，催生出一种新型文化。

其三，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观念将被认同和接受。现代农业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上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城乡居民居住区域的调整相对容易，比如人们可以选择生活在城市或乡村，但思想观念的调整则较困难，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代农民在生活方式改变的同时，势必也会改变着其本身的文化观念。在这一转变中，传统的农民文化观不可能完全被根除，也没有必要完全改变，并且完全改变也是不现实的。可以说，在城乡居民居住区域被打破的时候，城乡文化观念的旧有界限也随之被打破了。界限虽然被打破，但固有的城市文化观和农业文化观相当一部分会被不同的居民坚守。坚守并不意味着封闭，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延续性和承继性。城乡的不同文化观念体现了个性和差异性，这是需要肯定的。在保留差异性的同时，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观念将被城乡居民的各个阶层所认同和接受，比如人权、平等、法制等观念，这些观念也将是城乡居民和平共处的基础，也是一种文化纽带，把城乡居民联系起来，促进城乡的和谐发展，共融共生。在这一进程中，网络信息平台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观念以网络为媒介，将得到有效、迅速的传播。

综上所述，农业在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加速发展现代农业的条件，为提高我国综合实力，加快新农村建设，必须要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符合文化发展的方向。在文化建设中，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困难性和长期性，惟有此，我国的传统农业才能真正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新文化体系才能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